上古時期
從浮具（人是跨著一根樹干，或是抱著一個葫蘆作為渡水的）到腰舟（數個葫蘆用繩子綁到一起，以提高渡具的浮力）到筏（將有浮力的物體綁扎在一起可以加大浮力，足以可以承受一個人的重量漂浮在水中）。筏的出現是人類擺脫水浸主動創造水上交通工具的一個飛躍標志。后又借助石斧和火（恩格斯斷定）用整塊木頭制作成了舟（浙江余姚河姆渡發現的7000年前的新石器的遺址證明）。
河姆渡遺址發現的舟
夏商周時期
出現木板船，是造船史上一次劃時代的飛躍。同樣長短的木料，造出容量增大數倍的舟船。
從夏朝就開始航海活動，經證明隅夷（現在的遼寧省北鎮縣）與山東半島之間設有一條定點的往返航線。
商代時人們已認識東南西北風。
春秋戰國時期
氣象上——產生了八方風與十二方風的概念。這一時期產生了陰陽五行學說，把陰陽、五行、八卦、干支、時令、方向等都相互聯系，并和一些政治主張聯合起來，形成了一個網羅萬物的體系。
水文上——開始有所認識，海洋潮汐以及由此而生的潮流對開航海活動影響很大。
天文上——進展表現在對恒星與行星的觀察的定量化上。確立東西方向，對北斗星與北極星的觀測與辨認已相當精細了。出現交通運輸通行證——節，水陸交通運輸憑證（舟節主要用于水路運輸通行；車節主要用于陸路運輸通行。使用時貨主與官吏各有相同的節，對核后無誤才可通行）。
該時期是我國古代航海事業的形成時期。這一時期，在海上探險、大規模海上運輸、海外貿易及頻繁的海戰中先后出現了海上強國——齊國、吳國和越國。
出現了一些固定的諸侯國之間的航線。以渤海灣口的芝罘（煙臺）為中轉點，北到遼東半島，南到瑯邪已有了一條南北航線。
最早的海戰
吳齊黃海海戰。（吳王夫差在西破楚國，南降越國后，經過數年精心準備于公元前485年春，聯合魯、邾、郯等國，正式出兵北伐齊國，但以老牌臨海國家齊國的勝利告終。）它中國歷史上有確切文獻記載可以考證的第一場大規模海戰，也是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地區第一場大規模海戰。標志著中國水上作戰力量正式從早期的內河水軍發展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海軍（盡管中國古代始終沒有出現“海軍”這個專用名稱）。
吳、楚、越
吳、楚、越崛起于長江中、下游和東南沿海以后，他們依江而居，憑借著高質量的船舶建造，其國家迅速發展。江南的沿海及江河航道中舟帆相繼，航運成為當地諸侯的政治、經濟命脈。在當時出現了所謂的“樓船”：樓船是古代中國海軍裝備的一種大型戰船。船上建有重樓，因而得名。
▼樓船
春秋戰國的航線
燕、齊航海者從山東或遼東半島出發，經過朝鮮半島，航行到日本，前后共開辟了兩條對日航線。
春秋時期的第一條，是左旋環流航線；
戰國時期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又開辟出一條經由對馬島直航日本北九州的航線。
海港
這個時代的海港的前身都是小村落，因為臨海，成了貨物集散地，逐漸演變成了港口。這些港口有的已成遺跡，有的到現在仍是我國重要的港口。碣石（今河北省昌黎縣城北，現被秦皇島港所取代）；黃港（今牟平，被煙臺港所代替）、腄港（今黃縣，被龍口代替）；瑯琊港（今山東黃島區）、番禺（今廣州港，據說是越族的一支揚越族所興建的人工港，也是目前唯一還存在的春秋時期的港口）。
秦
在秦統一中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地主專制國家后，統一的國力促進了中國航海的進一步發展。秦始皇登基后便以咸陽為中心修建海（河）陸交通要道，“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溝通了全國的陸上交通。同時對各諸侯領地內河渠上的截水堤壩及攔阻水道的設施，全部決通。并以鴻溝為中心、疏通濟、汝、淮、泗等水。此外，又在吳、楚、齊、蜀大興水利，跋山開鑿靈渠溝通了珠江、湘江、長江水系，發展通航和灌溉，還派人出海，將內陸馳道與江、河，湖、海的航路互相銜接，構成全國一體的水陸交通網。秦始皇在采取這些重大措施的同時，還付出很大的精力，推進航海事業的發展。最為人熟知的就是秦始皇的四次海巡。
徐福東渡
秦始皇出巡，在泰山封禪刻石，又來到渤海邊登上芝罘島，一眼望去，海上有島嶼若隱若現，秦始皇很是興趣，這本是海市蜃樓景象，但徐福就看到了機會給秦始皇上書，說海中有蓬萊、方丈、贏洲三座仙山，有仙人居住，可以得到長生仙藥。眼見為實，在虛幻的島嶼的誘惑下，秦始皇心動了，于是派數千童男、童女數千人隨他出海求取仙藥，上演了蓬萊版的“三顧茅廬”，可是最后一去再也沒有回來了。
西漢
秦末起義及戰爭讓中原大地飽經戰火吹殘，漢朝建立后面對此局面，制定了民生政策，大力發展經濟。此時陸上絲綢之路有諸多不穩定因素，為了疏通渠道，漢朝派張騫出使西域，并派軍駐守要道，效果甚微。
海上絲綢之路
原因：首先，海上運輸相比于陸上運輸在當時的背景下來得更穩定，海上唯一的影響因素就是天氣。其次，海運的運輸量是駱駝商隊無可比擬的，因而運輸成本低；漢代絲綢之路輸出品的貨源來看，蠶絲和絲綢產地都在沿海的江南吳、越和山東齊、魯一帶，這些地方自古以來便是盛產蠶絲和造船的基地；這些地方既能對外輸出提供貨源，又能提供航海外輸的運載工具。
在掃平了南越后，海上絲綢之路就順應建立。以合浦為起點，史稱“徐聞、合浦南海道”。
西漢海上絲綢之路
上述的航線是西漢絲綢之路的主干道。
漢武帝七次巡海
為進一步加強中央集權，統一沿海地區，發展近海與遠洋的交通與貿易，積極致力于航海事業。組建了一支強大的水師，親自七次巡海航行，并以軍事實力掃清發展航海事業的陰力，暢通了沿海全線的海上航路。他在打通沿海航路之后，多次巡游海疆并親自出海航行（其實重要原因也像秦始皇一樣尋仙）。對推動海洋探險與交通活動產生了積極的歷史作用。
東漢
在東漢以及之后的三國時期，在中外航海貿易商的努力下，實現同羅馬帝國的貿易對接,兩個大國終于直航了。
東漢兩條西行路線
三國時期
三國時期曹魏開辟第三條中日航線。由于北方被魏所占領，導致吳國無法通過朝鮮轉至日本，位于東南的吳國憑借著地理優勢以及悠久的航海傳統決定自己開辟日本航線，雖然三次派遣船隊都因政治因素未能成功，卻為以后東晉和南朝開辟的通日南道奠定了基礎。
東吳開辟了的三條通往西方的航線。
東晉
東晉及南朝期間，隨著佛教在中國傳播漸廣，這段時期不少的佛教徒是乘坐著商船來往中印，可以說航海促進了佛教在中國的傳播。
法顯天竺求法
法顯，俗家姓龔，平陽武陽（今山西省臨汾縣西南）人。由于佛教自西漢末年傳入中國后，但經典常常釋譯失旨，使人難覓大義。于是，在隆安三年（公元399年），慨然以年近花甲之高齡，西行求法。足跡遍及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尼泊爾等中亞地區。法顯歷經3年艱難的航海生涯，終于在412年7月間回到了祖國。回國之后著有《法顯傳》，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關于遠洋航行的紀實性文獻，對于我們了解和研究中國以及亞洲古代航海工具、航海技術、航海路線、航海貿易、航海港口、航海地理、航海水文、航海氣象、航海生活等都有重大價值。
南朝
南朝時期同當時東南亞、南亞、西亞地區的交往也是相當頻繁。
中日南道航線：這條航線位于魏國開辟的對日第三條航線的南邊，所以稱為南道。東漢末年到三國南北朝很多的中國人沿著這條航線到達日本，促進了中日文化交流，不少中國人在日本定居了下來。所以不得不說中日融合也得力于海上航線的開辟。
隋
造船：隋朝是這一時期的開端，雖然時間不長，但造船業很發達，甚至建造了特大型龍舟。隋朝的大龍舟采用的是榫接結合、鐵釘釘聯的方法
唐
唐宋是我國古代航海事業最繁榮的階段，此時中國同日本經濟文化交流全面展開，同南洋的貿易延續之前的良好態勢，同阿拉伯帝國一起將亞非的航海推向了頂峰。
此時日本處于從奴隸制像封建社會轉變的時期，極力推崇學習唐朝制度，日本的大量留學生來唐學習。公元676年，新羅崛起，統一了朝鮮半島，開始同中國、日本的正式海上通商。東方其他的鄰國由于經濟貿易文化的要求也大量同中國海上通商。750年阿拔斯帝國（黑衣大食）建立，阿拉伯船舶東行與中國船只的西行形成了對流。762年，阿拔斯遷都報達城（巴格達），這里很快成為中國印度商品的集散地，甚至還有專門的中國商品市場。
“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
從廣州出發到波斯灣和東非以及歐洲的海上航線，全程約14000公里。這不僅是當時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也是16世紀以前世界上最長的遠洋航線，充分顯示了中國在航海科技方面的領先地位，標志著唐代廣州對外貿易和文化交流的繁榮。
唐代與阿拉伯帝國、日本、高麗等國的經濟貿易往來很頻繁，加之江南經濟的迅速發展，我國航海重心遂逐漸南移，東南港口日益興起。主要的有：交州港（今越南比景港）、廣州港、泉州港、福州港、明州港（寧波）、揚州港、登州港
重要航線
唐貞元年間（627－649），《海內華夷圖》記錄了幾條主要的對外交通路線：
一、營州（今遼寧朝陽）入安東（今遼東）道；
二、登州（今山東煙臺）海行入高麗渤海道；
三、夏州（今陜北橫山）塞外通大同云中（今山西大同）道；
四、中受降城（今內蒙古包頭）入回鶻道；
五、安西入西域道；
六、安南（今越南河內）通天竺道；
七、廣州通海夷道。其中尤以第五道和第七道，即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最為重要。
鑒真東渡日本傳文化
鑒真，（公元688～763年），揚州江陽縣（今江蘇省揚州）人，俗姓淳于，為唐代著名高僧。自公元743起，至754年止，鑒真在11年內先后6次東渡日本，歷盡苦難，備受艱辛，終以非凡的信念與頑強的毅力，實現了自己宏偉的夙愿，在中日兩國友好的航海交往史上留下了永世不滅的千古美談。
鄂公網安備42010602002743號
